第二百一十章 古代火灾的故事 (第3/3页)

一百万人；南宋杭州城区面积更小，只有三四十平方公里（不含水域面积），常住人口竟然高达一百五十万人（该组数据出自日本汉学家斯波义信考证）！

    若论人口总量，这两座城市都是当时世界之最。

    论人口密度，这两座城市非但是当时世界之最，而且还要高于现在北欧国家的很多中心城市。

    如果我们再考虑到建筑技术的限制，宋朝民居多为单层平房，很难建成多层，更难建成高层与小高层，则当时建筑的稠密程度可以想见。

    像是宋高宗绍兴三年农历十一月，在一场小型火灾发生过后，宋高宗痛定思痛，强行规定每个社区周边都要各留四丈空地以作“火巷”。

    如果一个社区发生火灾，至少可以通过宽旷的火巷来隔阻火苗，使其不至于延烧到相邻社区。

    但是杭州知府梁汝嘉却拒不执行这一道圣旨，为啥？

    因为城区里的北方难民太多，达官贵人太多，居住需求疯狂上涨，杭州房价呈百倍速度暴涨，针尖大的地皮都恨不得盖成房子，即使朝廷强行拆除民宅、开辟火巷，隔不了仨月，火巷当中又会冒出不计其数的新房子，政府拆不胜拆，防不胜防，与其阻拦，不如顺其自然。

    说到南宋杭州房价之高、房地产开发之火爆，《三朝北盟会编》有几例可以作证：宋高宗的御医王继先冒着被砍头的风险做了开发商，“于都城广造第宅，起盖房廊，收领赁值。”

    宋高宗的亲舅舅韦渊在杭州、镇江、苏州、嘉兴等四个城市同时兴建联排公寓，对外出租，平均每天可以得到两万文的租金收入。

    曾经与岳飞同时抗金的名将张俊、大将韩世忠在宋金议和之后也都涉足房地产开发，张俊仅在杭州就开发了几万间简易房，平均每天可以得到两百万文的租金收入。（所以说房地产果然是暴利啊！）

    这些带着“红顶子”的开发商手眼通天，神通广大，强占官街，填埋运河，岂能预留火巷与消防通道？

    搞得杭州住宅鳞次栉比，一家失火，家家失火，延烧起来比导火线都快。

    与此同时，火灾出现得越是频繁，老百姓重建家园的成本也就越高，为了减少成本，杭州民宅从瓦顶变成席顶，从席顶变成草顶，易燃性越来越强，引发火灾也就越来越容易。

    所以很多时候，官兵遇火是直接拆房，“放火”更是被列入十恶。

    跟今日的消防队一样，宋朝的消防队也大多属于军队编制。

    前文说了，在北宋开封，每隔三百步（稍稍解释一下，这里的“步”并非大家所理解的步行的步，而是量地弓的基本长度，一步为五尺，折合今天一米五）设一个“军巡铺”。

    兼管治安及消防，相当于派出所兼消防队。

    每个军巡铺发放长矛若干、弓箭若干、水桶若干、火叉若干、铁锚若干、斧锯若干、消防梯若干。

    弓箭用于捕捉盗贼，水桶、火叉、铁锚等物自然用于防火。

    水桶可以灭火，火叉、铁锚、斧锯可以用来干吗呢？

    答案就是拆房。

    没错，宋朝没有消防车，没有高压水枪，大火一起，无法扑灭，只能退而求其次，将燃烧范围控制住，使已经燃烧的地带尽快烧完，尽可能不引燃相邻房屋。

    怎样控制燃烧范围呢？

    最常见的做法就是用斧锯、火叉、铁锚拆房，使墙体倒塌下来，一是可以降低火苗的高度，二是能让倒塌的墙体压灭一部分火苗。跟今天相比，当时的消防技术还是非常落后的。

    为了弥补技术上的不足，宋朝政府还试图用严刑峻法来控制火灾发生的频率。

    在北宋法典《宋刑统》与南宋法典《庆元条法事类》当中，“放火”均被列入十恶。

    十恶是最高级别的刑事犯罪，包括谋反、篡位、儿女谋杀父母、妻子谋杀丈夫等等，像这类犯罪在古代中国通常是“遇赦不赦”，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不可以减刑。

    宋高宗绍兴元年，绍兴大火，延烧民房近千间，死者约七百人，事后朝廷调查罪魁祸首，竟然找不到始作俑者。

    宋高宗大怒，命令从绍兴试行防火保甲法：每相邻十家为一保，每相邻十保为一团，以后无论哪一保、哪一团发生火灾，都要交出引火之人，如果交不出，同保、同团之人一起承担责任。

    此法属于中国历史上既臭名昭著又源远流长的连坐法，无论在法理还是在情理上都说不通，野蛮之极，可是也确实能收到一定成效。

    百姓之间互相监督、风险共担，朝廷监管起来就容易多了，虽然不能杜绝火灾，至少能降低火灾发生的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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