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五十三章 科举考试之武举（二） (第2/3页)

没有举行武举。

    到了更后面的明王朝建立的前一年，即吴元年（1367年），明太祖朱元璋就颁布了文、武两科取士的诏令，广求天下能人贤士。

    洪武三年八月，文举乡试如期开科，第二年会试。

    会试三场过后，第十天面试，朱元璋亲自观其骑射。

    朱元璋主张乱世用武，治世用文。洪武朝正是由乱入治之时，朱元璋的心思是：通过科举取士，一次性选取出文武双全的人才。

    可是，从洪武三年到洪武五年，文举连试了三年，朱元璋认为这些挑选出来的“后生少年”才不堪用，就罢科举不用。

    一直到了洪武十七年才重新开科，同样只从文科取士，未开武科。

    三年后，即洪武二十年（1387年），礼部看朱元璋还没有开设武科的意思，就奏请立武学，用武举。

    朱元璋大不以为然，回复说，你等这是将文武分拆开来，长此以往，天下就没有文武全才的人了。

    其后的建文、永乐两朝，也都沿袭了朱元璋的思想，未开武举。

    到了英宗朝，大明帝国已不复洪武、永乐两朝的威风霸气，也没有仁宣两代的承平晏乐，盗贼蜂起，边患频仍。

    监察御史朱鉴于是上《请设京卫武学疏》，以唐代武举挑选出裴端、郭子仪为例，说就因为唐王朝得到了这样的盖世大材，从而收到再造奇功，提出开武学，以典武科的建议。

    正统六年（1441年）五月，英宗正式批准朱鉴的奏请，下令在南京、北京各办一所武学，立武学学规。

    少年英宗慨然有鞭挞四方之志，思慕太祖、成祖的伟烈雄风，听说瓦剌犯边，便轻启亲征之举，结果在土木堡被俘，武举之立也因之搁浅。

    到了天顺八年(1464年)，也就是大明朝建立后的第九十六个年头，英宗病逝，宪宗即位。

    宪宗深以“土木之变”为耻辱，而西北边防也已成为了明王朝的心腹之患。

    再者，武职世袭弊窦丛生，八股取士又难录得全才，于是，于该年十月批准公布了明朝第一部《武举法》。

    也就是说，天顺八年为明朝武举的起始年。

    不过，从《宪宗实录》的记载来看，天顺八年武举虽已开科，但无一人应试。

    究其原因，是明王朝过于重视文化轻视武学，社会上形成了浓重的“右文左武”风气，人们都以文举为正途，以考中进士为荣耀，不屑于武学和参加武举科考。

    明人吴骞辑在《东江遗事》中写东江镇帅毛文龙在万历年间参加武举时，还提到：“明俗轻武人，乡有习武者，目为兵，不齿于所亲。”

    按照查继佐《罪惟录》卷十八《科举志》上的说法，由于明代士兵的户籍为军籍，和普通民籍有别，且犯罪的人就被罚去当兵，这使得军职人员社会地位低下，从而影响到了武举发展。

    很多世家大姓不以子孙中武举为荣，反以为耻，认为这是自轻自贱，污损先祖这做法。

    经过从天顺八年(1464年)到弘治十七年（1504年）近四十年的发展，武科考试程序与项目算是初步完善，但武举考试却经常中断，规模并不是很大。

    嘉靖年间的《武举录》记：成化年间的武举录取名额，不过二名到七名左右；弘治年间的武举录取名额，不过十五名到三十名左右。

    明朝武举制度的成熟阶，是武宗正德三年(1508年)至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的四十年间。

    正德二年（1507年）四月，明武宗诏令武科考试结束，自己将在是府赐宴武举人，该宴就赐宴中府，称“会武宴”，此举，开明代武举赐宴的先河。

    正德三年（1508年），明朝兵部出台了《武举条格》，进一步完善了《武举法》。

    武举制度也发展成了乡试、会试两级考试制度。

    像是前文说过的，武宗朝的武举人许泰，是大明朝现有史料可考的武举人中，官职最高（左都督）的一个，也是唯一被皇帝收为义子、唯一被赐国姓（朱）、唯一被封爵（安边伯，永定伯）的一个。

    明武宗朱厚照重视武学程度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