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六十二章 皇城司密探 (第3/3页)

多，但从零散的记载中，还是可以推测一二。

    康定元年（1040年）正月，宋政府下诏：“募京城内外捕索元昊刺事人，获一名者赏钱三十万，公人仍转两资，百姓优与厢镇。而知不告者，法外重诛之，其妻孥仍配广南编管。”

    同年六月又下诏：“元昊刺事人自今获一人者，赏钱百万，补班行；其容匿者，家长斩，妻子配流；所在失觉者，重劾其罪。”

    庆历元年（1041年）十月诏：“令捕谍人之在京城者。”

    熙宁八年（1076年），“诏：‘外国刺事人，令都亭驿、开封府密遣人迹捕。告获一人，赏钱千缗，仍与班行；即居停知情人能告首，原罪外亦与酬赏。’时北人泛使将至，虑有奸人窃觇中国也”。

    通过宋政府所发出的诏令来看，京城一带应该是外国间谍活动频繁区，知制诰王存就对此表示过担忧：“辽人觇朝中事颇详。”

    那么，为了防止外国间谍的刺探与破坏，作为负责皇城警备的皇城司毫无疑问的要肩负起搜捕外国间谍，保护国家安全的重任。

    真宗时期，皇城卒曾“告贾人有为契丹间谍者，捕系皇城司按劾”。

    仁宗天圣三年（1025年）“东上閤门使、会州刺使王遵度领皇城司，遣卒刺事。有沈吉者，告贾人张化为契丹间谍，即捕系本司狱，所连逮甚众”。

    可见，皇城司不仅担负着刺探外国间谍的职责，还拥有直接缉捕、鞫狱的权力。

    皇城司的对外监察，主要体现在陪同外交大臣出使外国。

    两宋时期，除了对外战争频繁之外，国与国之间使者往来也极为频繁，为了刺探对方的情报和监视出使大臣，防止他们泄漏本国机密，导致政治被动，皇城卒理所当然的担负起了陪同任务。

    一般大臣出使，身边都会有皇城司的人相随，人数为两人。

    “故事，奉使契丹者，遣皇城卒二人与偕，察其举措”。

    苏辙在其《栾城集》中也记载了此事，“臣等近奉使北朝，窃见每番人从内，各有亲从官二人，充牵栊官”。

    这种政策还一直延续到了南宋。

    宋高宗绍兴十四年（1144年）曾下诏：“应差生辰正旦非泛辈使并接送伴官，合差国信所指使译语亲从官，及皇城司亲从官，并仰依祖宗旧法，听审使副问答语言及见闻事件，兼觉察一行人，务于令整肃，可剳与主管往来国信所，今后遇差奉使等官，令检坐条法指挥官报，常切遵守，毋致灭裂。”

    在这份诏书中清楚地指明了亲从官的任务：伺察奉使使副的言行，防止他们的举止过失和泄漏国家机密。

    乾道以后，则完全绕开了朝臣直接以干办皇城司担任接伴金国使臣职务。

    “（乾道元年）十一月三日，诏吏部侍郎陈天鳞假礼部尚书，干办皇城司宋直温假保康军承宣使，充接伴金国贺正旦使副。自后接伴同此”。

    在今人的研究中，对于皇城司陪同外交大臣出使的职掌，多是持否定态度，认为这是宋朝对外软弱退让，以消极防御作为国防方针的表现。

    同时，也说明了皇帝对于大臣的极端不信任。

    不过这种说法虽然有其可取之处，但是，作者菌认为并不尽然，除去这种做法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它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宋朝统治者强烈的情报保护意识。

    让皇城卒与大臣共同出使或接伴，并非是某一皇帝的心血来潮，而是出于政治、军事安全的考虑。

    如辽兴宗时，向宋索要关南之地，宋朝政府为此特地遣富弼使北进行交涉，并授以五书，各书所载增币数额不同，富弼留二书于宋境雄州，只持三书前往契丹，但由于辽国事先知道了富弼持有三书的信息，因此在谈判过程中，富弼“徐出一书，辽人意未厌，复出一书，至于三，辽人密探文忠箧中止有三书，遂从约”。

    这里探得富弼持有三书的人，应该是辽之接伴使。

    在辽方占主动的情况下，出使的结果是宋朝岁增币二十万予辽国。

    同宋使负有刺探对方情报的职责一样，对方的使臣也同样肩负着刺探情报的重任。

    《辽史》记载：“耶律虎古使宋还，言宋人必取河东，合先事以为备”，后“宋人果取太原”。

    可见，大臣在出使或接伴的过程中，如果稍不谨慎，就有可能泄漏国家机密，对国家的政治、军事行为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严重者还可能造成无法估量的后果。

    因此，为防止情报外泄而采取一些措施是很有必要的，派遣皇城卒偕同出使、接伴的目的就在于减少或避免以上情况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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