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七十六章 缘由 (第3/3页)

较汉代有重大改变，如“今后富商大贾乘马，漆素鞍者勿禁“卷，“如工商杂类人等有奇才异行卓然不群者，亦并解送”，明确规定商人可以骑高头。

    而且商人中的“奇才异行者，还可以应举，这些政策对商人都是一个很大的鼓舞，从而也促进了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

    乃至于我们再来看一看宋代士大夫对商人及商业的看法。

    陈耆卿说:“古有四民，日士，日农，日工，日商。”

    “士勤于学业，则可以取爵禄;农勤于田亩，则可以聚稼穑;工勤于技艺，则可以易衣食;商勤于贸易，则可以积财货。”

    “此四者，皆百姓之本业，自生民以来，未有能易之者也。”

    以及南宋叶适则说:“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

    他们都认为商业与士农工一样也是“本业”，不应加以抑制。

    黄震说得更好:“国家四民，士，农，工，商”，“同是一等齐民”，认为商人与士，农，工一样平等。

    因此宋代四川从事商业的人也很多，其中茶商最多，“成都府据川陆之会，茶商为多。”

    甚至曾以“君子不言利”自诩的士人也在经商了，如四川士子在科举时总是迟到，原来是因经商所误，“蜀士嗜利，多引商货押船，致留滞关津。”

    此外，一首诗也形象地表明了宋代士人贩茶的情况。

    “山园茶盛四五月，江南窃贩如豺狼。”

    “顽凶少壮冒岭险，夜行作队如刀枪。”

    “浮浪书生亦贪利，史笥经箱为盗囊。”

    “津头吏卒虽捕获，官吏直惜儒衣裳。”

    “却来城中谈孔孟，言语便欲非尧汤。”

    “三日夏雨刺昏垫，五日炎热讥旱伤。”

    “百端得钱事酒灸，屋里饿妇无糇粮。”

    “一身沟壑乃自取，将相贤科何尔当!”

    可见，宋人已将义，利统一起来了，苏洵说:“义利，利义相为用”。

    王安石也说:“利者义之和，义固所为利也”。

    甚至连婚姻也不论门第而论财了，“进士登科娶妻论财”，由此，宋人对商业的痴迷可见一斑，怪不得连士人都要经商了。

    最后就是宋代四川茶业领域未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原因了。

    虽然宋代四川出现了一些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因素，但这些因素中的大部分，如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经济——“交子“的出现;雇佣劳动的普遍存在;包买商经济——预付款的出现，都是在四川实施通商法时，发展得较好，可通商法并未贯穿两宋四川的始终，后来被茶马法，茶引法所取代，这些有利因素的发展趋势就不那么乐观了。

    宋初在四川实施通商法时，商人可以与茶园户自由交易，商人积极投入茶叶贸易中，因这一领域获利很多，“商于海者，不宝珠宝，则宝犀瑁;商于陆者，不宝盐铁，则宝茶铭”。

    以致出现了商人向茶园户预付货款的现象。

    可自从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政府实施茶马法后，政府禁止商人与茶园户直接交易，政府直接收购茶园户的茶叶，商人只能从政府手中购买茶叶，预付款这种信用形式被由政府给茶园户的茶本所代替，“茶官又于每岁秋成籴米，高估米价，强表茶户，谓之茶本，假令米石八百钱，即作一贯支依，仍令出息二分”。

    “春茶既发，茶户纳茶，又例抑半价，兼压以大秤，所损又半，谓之'青苗钱'，及至卖茶，本法止许收息二分，今多作名目，如牙钱，打角钱之类，至收五分以上”。

    可见，表面上为茶本，实际上却破坏了茶园户的生产条件，“是官于园户名为平市而实夺之。”

    “园户有逃而免者，有投死以免者，而其害犹及邻伍，欲伐茶则有禁，欲增植则加市，故其俗论谓:'地非生茶也，实生祸也。”

    由于商人与政府之间的分利关系，当商人在茶业领域获利不多时，就会把商业资本从茶叶贸易中拿出来，“自茶法榷行以后，商旅更不兴贩，所收税钱绝少”，又“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

    现在茶业流通领域出现了障碍，当然会对茶业经济的发展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到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

    而商业资本天生就喜欢追求利润，当其从茶业领域退出后，就会转向他处。

    土地被认为是风险系数最小的财产，又能源源不断地生息。

    因此，许多商人把资本用来购买土地，即“以末致富，用本守之”。

    如四川的一位商人发达后，就曾大量购买土地，“子今婿成都良家子，而阜通山泽之利，不过数年遂为富家翁，是昔之十顷田，五亩宅，革而为百，革而为千，以至于亿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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