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三十章 塞北风月 (第2/3页)

范围也从云州，幽州进一步扩展到中原腹地汴梁。

    唐末帝李从珂即位后，河东节度使石敬塘急于寻求外援以自存，他先后派使者出使契丹，表示“愿以雁门以北及幽州之地为戎王寿，仍约岁输帛三十万”，与此同时，耶律德光也说服述律太后，同意举兵助晋灭唐。

    天福元年八月，契丹驻扎在云，应以北的几十万大军突入雁门关，迅速解除太原之围，石敬瑭即皇帝位。

    这样，利用中原内部矛盾，耶律德光轻取幽云十六州，此后至天福八年以前，对后晋实施了“高座监督下的傀儡”统治。

    到了会同七年，德光开始实施灭晋计划，灭晋前，他一方面加强与南唐的联系，另一方面利用汉将赵延寿欲称帝中国的野心，许诺他得中原后，立其为帝。

    赵延寿“由是为契丹尽力，尽取中原之策”引，成为南下战略战术的主要谋划和实施者。

    契丹兵至中渡寨，杜重威心怀异志，为促降，德光称:“赵延寿威望索浅，恐不能帝中国，汝果降者，当以汝为之。”

    于是，杜重威二十万晋军主力释甲投降。

    同时，对南唐主李璩称:“晋少主逆命背约，字贻废黜，吾主欲与南唐继先世之好，将册君为中原主，其实皆戏之耳。”

    耶律德光一面推行远交近攻战略，一面又将隋，唐朝以来，中原政权曾对北方游牧民族采取过的“以夷攻夷”，“以夷制夷”，“以夷治夷”的政策，反其道而行之，“以汉攻汉”，“以汉制汉”，“以汉治汉。”

    大同元年正月初一，耶律德光法驾入汴。

    二月初一，耶律德光建国号大辽，改元大同。

    对征服后的中原，辽太宗充满了骄傲，乐观和自信，他表示“自今不修甲兵，不市战马，轻赋省役，天下太平矣。”

    但现实并非如此，耶律德光很快陷入藩将倒戈与百姓揭竿抗击的浪潮之中，刘知远更是趁机在太原称帝，更有可能将深陷中原腹地的契丹军与草原拦腰切断，于是迫不得已之下，辽太宗决定北返草原，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对新占领区的统治方略。

    随着辽太宗病死栾城，其一统天下的理想也最终成为泡影。

    此后，辽世宗继续太宗时期的南下政策，扶植北汉，牵制打击后周。

    但经过长期战争后的契丹辽朝，广泛存在厌战情绪，诸部叛附不定，辽世宗皇权不稳又醉心南下，终于招来杀身之祸。

    至于耶律瑕时期的中原政策的话，辽穆宗耶律璨统治时期，契丹对中原的政策发生重大调整。

    穆宗即位后，契丹辽朝中卵翼北汉以牵制后周，缓和与中原关系，保境睦邻的草原本位主张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将底线定在了幽州。

    后周广顺年间，后蜀不断联络北汉，南唐夹击中原，但周太祖郭威的改革使社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政局稳定，有效防止了来自包括辽朝在内的周边势力的围攻。

    不过显德元年，周世宗柴荣即位似乎给契丹，北汉带来再次觊觎中原的机会，保大十二年，辽穆宗“遣其舅来(南唐)，夜宴清风驿，起更衣，忽仆于地，视之失其首矣.厚赏捕贼不得，久乃知周大将荆罕儒知契丹使至，思遣客刺之以间唐.“

    也就是这样，自后晋以来契丹与南唐建立起来的交聘关系，就此断绝。

    此后，辽穆宗对中原政策的调整突出体现在其对南唐的态度上。

    自保大十二年至交泰元年间，在后周打击下，南唐形势十分危急，多次遣人携蜡丸至辽朝求救，寄希望辽朝从北方牵制中原，但辽穆宗却托辞敷衍。

    应历十四年，南唐“遣兵部郎中陈处尧持重币浮海诣契丹乞兵;契丹不能为之出兵，而留处尧不遣。处尧刚直有口辩，久之，忿怼，数面责契丹主，契丹主亦不之罪也”，陈处尧竟卒于契丹。

    然而，当周世宗准备攻打幽州时，穆宗亲临南京，并将主力陈于幽州之北。

    之后，宋辽高粱河一战，再次显示了契丹实力。

    可见，幽州才是契丹辽朝的最后底线。

    从总体上看，远交近攻是辽太祖，太宗时期契丹南下中原的一贯政策。

    阿保机欲得幽州，先是远交河东晋王，近攻燕王刘仁恭;接着，远交后梁，近攻河东之幽燕，为耶律德光尽有幽云打下了基础。

    割占幽云十六州后，德光继续采用远交近攻政策，远交南唐等江南政权，近攻中原，实践混一天下。

    在具体运行上，则“觇国势而为去来”，又灵活机动执行。

    世宗继续太宗的南下中原政策，穆宗则实行保境睦邻的对外政策。

    可见，南下是契丹辽朝根本国策之一，但在南下的具体策略上，以耶律阿保机，耶律德光等为代表，主张远交河东而近攻幽燕，远交后梁而近攻幽云燕蓟，积极南下，通过军事征服中原，实现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