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零四章 大融合与大发展 (第2/7页)

族融合的过程，纷纷离散聚合。

    建立过政权的许多民族都纷纷与汉族融合。

    此时，不论南方还是北方，民族之间双向或多向的迁徙、对流，是这一时期民族融合的特点。

    即一部分汉族往周边去，周边的少数民族往内地来。

    在北方，史称“五胡”的匈奴、鲜卑、羯、氏、羌等塞外民族纷至沓来，在黄河流域建立了许多政权。

    这些民族政权，一般不管哪个民族居统治地位，大都与汉族世族阶级相联合;同时，在政权的组合上又往往采取多种形式的联合。

    北方民族徙居中原，纷纷建立政权，一个最为直接的后果是:在中原地区形成了胡汉杂居的局面，为各民族的融合提供了先决条件。这些民族在与汉族的长期杂居相处与通婚中，互相依存、互相吸收，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渐渐地，他们与汉族在经济、文化、语言、服饰、姓氏、习俗乃至宗教信仰上的差异逐渐缩小，与汉族逐渐融为一体。

    如至北魏后期，匈奴、羯、氏、羌等少数民族已不见于史乘，柔然、吐谷浑、敕勒等也与汉族逐渐融合。

    到隋朝统一黄河流域，从北方迁入中原的少数民族差不多都被汉族融合了，连鲜卑族也最终完成了汉化。

    当然，在这一时期的民族融合大背景下，必须要提的重要事件是——北魏孝文帝改革。

    孝文帝建立北魏政权后，为了巩固统治，发展经济，增强国力，他顺应民族融合的发展趋势，模仿汉政权建立了封建政治制度，实行了三长制、均田制，改胡姓为汉姓，改胡服为汉服，提倡胡汉联姻。

    其中均田制的推行，使北方经济逐渐恢复和发展，有利于少数民族由游牧生活向农耕生活的转化，对民族融合产生了有力的促进作用。

    迁都洛阳，更可以直接地接受汉族先进文化，这大大加速了胡汉民族融合。

    在南方，自秦汉以来，就有不少华夏或汉族大批进入蛮族区、西南夷及岭南地区。

    进入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族为了逃避战乱和苛重的税役，或迁往河西陇右，或随晋室南迁而偏居江左，甚至在传统的蛮、俚、僚、爨等族聚居区，也能看到他们的踪迹。

    与此同时，豫州蛮、荆、雍州蛮向北推移，爨人被征调内地，成为南朝的编户齐民。

    通过这种双向的、对流式的迁徙杂居，以及不间断的武力征伐、联姻结盟和左郡左县的设置等多种渠道，南方地区汉族的夷化和夷族的汉化现象也日渐普遍。

    三国时，蜀汉与南中少数民族、孙吴与山越族加强了联系，促进了当地的开发。

    东汉以来，西北边的少数民族匈奴、鲜卑、羯、氐、羌陆续内迁(“五胡乱华”)，与汉人错居，并分建十六国政权，民族大迁徒冲垮胡汉界限。

    各民族间的交流、交往加强;，汉胡渐渐融为一体，最终形成多民族一体化的新的共同体——唐人

    当然，在这一融合的过程中，少不了各族人民共同反抗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

    其次还有少数民族政治家的改革，为适应民族融合的趋势，北魏教帝禁旧俗，行汉化，促进了鲜卑族及北方各族的封建化，促进了民族融合。

    所以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中华民族大融合的第一次高潮，这为隋的统一提供了条件。

    到了隋唐则是我国多民族国家发展的重要阶段。

    各民族迅速发展，对边疆地区的开发作出了重要贡献。

    唐朝通过战争、和亲、册封、设管理机构等加强了与周边各族的关系。

    最终形成多民族一体化的新的共同体——“唐人”。

    五代辽宋夏金元时期，民族融合进步加强，形成了中华民族大融合的第二次高潮。

    自五代十国以后，历史又进入一个大分裂、大混乱之后的大统一的辽宋夏金元时期。这一时期民族融合有两个主要的特点:一是民族融合先在各民族政权统治区域内进行，亦即主要在边疆进行。

    二是在北宋——辽——西夏、南宋——金——西夏对峙、纷争、冲突与逐步走向统一的过程中，由于民族大迁徙而再次改变民族分别格局，从而促进了一次新的民族大融合，为元的空前统一奠定了基础。

    在宋的北部，辽夏金北族王朝的建立，促进了这一地区的民族融合。

    建立辽的契丹源于鲜卑。

    它是在东灭渤海，频繁征伐回鹘、新罗、吐蕃、党项、室韦、沙陀、乌古等民族和不断向南扩张而逐渐发展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