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三十五章 与时俱进的律法 (第3/3页)

处罚，比唐律要轻；对重罪的处罚，比唐律要重。

    即所谓“轻其轻罪，重其重罪”，这是封建统治和司法镇压经验的总结。

    朱元璋在《大明律》序文中说：“出五刑酷法以治之，欲民畏而不犯。”

    他要仿古为治，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

    也就是说用礼法并用的两手进行统治，对一般人民用儒家的礼义来教化，对不听教化而决意进行反抗的“顽民”，则用法律来镇压。

    《大明律》几次修订，创造出新的体系结构，它吸取了唐律的基本精神，融合了唐以后到明初30年的统治经验，是一部简于唐律，严于宋律，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所发展的封建法典。

    (2)酷法《明大诰》的颁行。

    除了《大明律》外，朱元璋还吸取元朝纲纪废弛以至覆亡的教训，遵循“刑乱国用重典”的思想，在制定《大明律》的同时，于公元洪武十八年颁布了《大诰》。

    “大诰”，原是帝王对下臣的告诫。

    早在西周时周公对殷商臣民的训诫，被编成《尚书·大诰》。

    朱元璋效法周公，把自己的严刑峻法称作大诰，这是中国古代立法史上的独创。

    《明大诰》共有四篇，236条，包括法外用刑的具体案例，朱元璋对臣民的训诫以及为惩治吏民的特别法。

    《明大诰》是历史上空前严峻的一部法典，是超出五刑的酷法。

    它不但任意扩大了族诛、凌迟等酷刑范围，还公然把早已废除的肉刑列在《大诰》上。

    例如，挑筋、断指、刖足、割鼻、断手、阉割等。

    《明大诰》不仅是办案的根据，还作为国子监学和科举考试的必修课程，朱元璋下令“全国军民人人诵习”。

    要求塾师宣讲《大诰》，民间也要习读《大诰》，做到家传人诵。

    甚至家藏《大诰》，犯罪可减等处罚。

    全国争购《大诰》成风，一些士大夫也以此作为进身之阶，争相讲读。

    朱元璋为什么这样重视立法？

    在《皇明祖训》中有他一段话可以得到解答。

    他说：他“起兵40余年，亲理天下庶务，人情善恶真伪无不涉历”，他有能力驾驭臣民。

    但是后世子孙是“宫生内长，人情善恶未能周知”，他们将来做皇帝时，恐其威严不足，所以要制定一部“历代相承”的法律，使“子孙守之”。

    一句话，就是用法律来维护朱明王朝的统治。

    到建文皇帝即位以后，认为重典治国、法外用刑，有害于“情法适中”，《明大诰》才逐渐废弃不用了。

    可是《大明律》和《大明诰》虽好，但也并不是完美的，只适合某一个时期，毕竟制度是要与时俱进的，像是到了孝宗时，此时明代已经历经一百多年了，《大明律》已不能适应当时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变化，为了巩固统治，于弘治十三年，又制订了《问刑条例》279条，其中主要内容：

    除官吏渎职罪加重惩罚外，一般犯罪均改重从轻；扩大了赎刑的适用范围；禁止贩卖官私引盐和盗掘矿产等等。

    这个条例在相当程度上纠正了过去以例代律，以例破律的弊端，是一部辅助《大明律》不足的重要立法，是明代百年来刑事条例的立法经验的总结。

    又过50年，到明世宗嘉靖年间，推行新政，社会经济政治关系剧烈变动，原有的法律法令不可避免地出现轻重失宜的弊端。

    于是又重修《问刑条例》，加重了对侵占公私财产罪的刑罚，对于威胁明朝社会安定的“逃聚山谷”的流民，采取重法制裁，加强专制主义集权统治。

    到明神宗万历年间，为了解决量刑上含糊不清、区别不明的特点，从进一步规范化的角度，又修订《问刑条例》，对强行贩卖私盐的行为，从重打击。

    以上弘治、嘉靖、万历三朝对《问刑条例》的修订，是明朝中后期的重要立法，其重要价值在于伴随社会生活的发展，突破了朱元璋的严刑来维护祖宗成法不可更改的束缚，使刑事条例达到规范、划一，对明律的统一适用和司法审判的准确和效率有积极意义。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