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三十七章 与时俱进的法律（三） (第2/3页)

民主主义思潮和具有民族意识的社会舆论，突出表现在大兴“文字狱”。

    康熙年间，庄廷从明朝宰相大臣朱国祯的后人那里，买得一部《明史》中的《列朝诸臣传》尚未刊行的稿本，连同他自己所补写的崇祯历史，刊刻发行。

    书中称努尔哈赤为建州都督，不写清帝年号，而写南明年号。

    此书被归安知县吴之荣告发。

    当时，庄廷已死，清朝下令开棺戮尸，其兄弟、子侄及刻书者、读书者、保存该书者70余人，全部处死。

    在乾隆时，清朝的文字狱达到了顶峰，次数之多，处刑之残酷，令人不忍直视。

    例如，公元1755年，胡中藻在《坚磨生诗钞》中有“一把心肠论浊清”、“与一世争在丑夷”、“斯文欲被蛮”等句，被指责为在“清”的国号上加“浊”字，有夷、蛮等字样，犯了诋骂满人的罪行，胡中藻因此被处死。

    又如，乾隆四十三年徐述夔写的《一柱楼诗》中，有“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明朝期振翩，一举去清都”等句，徐和儿子被戮尸，孙及校对人被处死。

    此外，著名诗人沈德潜，因他的《咏黑牡丹》一诗中有“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的句子，也被剖棺戮尸。

    从冯王孙所著《五经简咏》一书中，找出“飞龙大小见，亢悔更何年”；从石单槐所著《茶园诗钞》中找出“大道日以没，谁与相维持”；从祝庭舒所著《续三字经》中，找出“发被左，衣冠更。难华夏，遍地僧”等语，说他们反清复明，分别被戮尸、凌迟处死，子孙坐斩，家属发遣为奴。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文字狱有百余起之多，以“莫须有”的罪名横加杀戮，株连之广，惩罚之严，是历史上少见的。

    文字狱是清朝统治者挑剔文字过错兴起的大狱，是专门对付文人的“特刑庭”，是统治者进行政治镇压、钳制思想，巩固其独裁统治的手段。

    文字狱造成了政治局面和学术思想沉寂窒息，加深人民的不满，这是清王朝衰落和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清代，由于商品经济比前朝有了进一步发展，超经济剥削有所削弱，引起民事法律的一系列变化，主要反映在有关身份关系和土地关系上。

    清律中规定佃户与地主“无主仆名分”，“共坐同食，彼此平等对待”，佃户一般可以自由退佃，自由迁徙，地主不能随便支配佃户人身。

    雍正五年《钦定例》规定，地主私置板棍责打佃户者，杖80；将佃户妇女占为婢妾者，绞监候。

    这些规定反映法律对超经济奴役佃户的限制。

    同时禁止债权人强迫债务人“投身折酬”，这算是改变了唐宋以来民间债务关系中的超经济剥削。

    还有提高雇工的法律地位。

    在封建经济条件下，失去土地的农民，依靠出卖劳动力维持生活，有的从事农业、商业的雇工，有的从事家内奴仆。

    乾隆年间修订《雇工人法》规定，家长擅自杀死无文契又受雇在五年以下的雇工人，同杀凡论，即同杀死一般人的法律论处。

    以及允许奴婢赎身为民。

    清代盛行蓄养奴婢，这些奴婢来源于犯了罪的汉人及其家属，以及在人口市场上公开售卖的穷人。

    奴婢另有自己的户籍，主人可以随意处置，主人打死奴婢，法律不予追究。

    由于奴婢的反抗斗争，迫使清朝统治者修订有关奴婢的法律，不得不允许奴婢向主人交纳一定身价银后，赎身为民，获得一般民人的地位。

    还有就是贱民身份发生一定变化。

    清代存在着被列入贱籍，处于社会最底层，被剥夺种种权利的贱民。

    例如，山西、陕西的“乐户”，河南的“丐户”，广东的“蛋户”等。

    他们不堪压迫剥削，经常反抗斗争，迫使清政府下令“改业为良民”，“豁免为民”，“与齐民一同列甲户”，使贱民的身份地位发生一些变化。

    同时取消了手工业工人的匠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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