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六十章 借鉴 (第2/4页)

为中国封建社会选拔官吏的主要途径，自唐武德四年(621年)创立，至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废止，在我国历史上共存续1300多年。

    在此期间，科举考试成为一种制度化、规范化、系统化的考试制度。

    举制度作为朝廷选拔官员的主要手段，在巩固统治、安定社会、维护统一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封建社会成熟时期出现的选拔方法，科举考试与封建时代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步骤是一致和适应的，是上层建筑的一种体现形式，因此对其历史作用不能抹杀。

    首先，科举制度使统治基础下移，真正做到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知识分子的特权地位，虽然有部分是依靠财富获取的，但更多的是通过科举获取功名而形成的。

    因此，大量出身低微贫寒的士子，可以通过科举使本人以及家庭的社会地位晋升。

    科举提供了一条在最大可能的范围内选拔人才的途径，也为社会下层分子提供了一条上进的途径，使社会不断进行阶级的对流，对巩固地主阶级封建统治、稳定政治和社会产生了积极作用。

    其次，科举选士制度的确立、健全与完善，促进了中国古代文官队伍的建立和世界上最早、最完善的文官政治的形成。

    再次，科举考试制度，严格奉行“三公”原则，即“公开考试”、“公平竞争”和“公正录取”。

    这是中国人才选拔方式长期演变的结果，它不仅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世界文明的一部分。

    科举取士确是封建时代所采取的最公平的人才竞争机制，是选官任能的最佳形式和途径，保证了封建国家的政治需要。

    正因为如此，早期以传教士为主的西方人士来华后都对科举制度大加褒赏，向西方予以介绍，并希望为西方所采用。

    18世纪前后的西方有识之士极力推崇中国的科举考试和文官政治，并在此后相继仿效中国的办法，推行了文官考试制度。

    至于科举制在西方的传播过程，在西方人中，到底谁最早提到了中国的科举制呢？

    根据美国学者邓嗣禹在1943年哈佛亚洲研究学报上的说法，关于中国科举制的最早记载见于加斯帕德·达·克鲁兹的著述。

    他曾于1548年航抵东印度，1556年(明嘉靖三十五年)前往中国;是到中国的第一个传教士。

    1569年他回到葡萄牙，1569至1570年间，他用葡萄牙文写作的游记手稿在威尼斯以意大利文首次出版。

    威尼斯将其译为英文，以“来自中国行省的报告”为题，收入里查德·艾登的《东印度群岛及其他国家旅行他们效忠皇记》一书。

    克鲁兹在文中说中国官员们“必须有那项功名或头衔……上，不避危难。他们奉行学而优则仕。”

    文中还简要地提到了硕士、博士的情况。

    而另一种说法是，尚在克鲁兹之前，就至少有两位葡萄牙人或多或少地提到了中国的科举取士。

    而这两位葡萄牙人，竟然曾经是中国监狱的囚犯，一个叫维埃拉(vierira)，另一个是盖略特·伯来拉，他们都是葡萄牙人。

    维埃拉是一支由费尔隆·伯列士·德·安德拉吉率领的葡萄牙舰队的成员，1517年到广州，在粤停留三年后赴京，因葡萄牙人不懂得为皇帝举哀期间(明武宗朱厚照在1521年即正德十六年去世)暂停海外交易的中国规矩，1521年9月被送到广州拘捕，1524年(明嘉靖三年)从广州监牢中维埃拉(vierira)发出信函回国。

    他在信中就中国的外交、社会关系、吏制等发表了不少看法，其中说到:中国的法官都是来自文人学士，“获得一种学位的每位文人学士，起初做做小官，以后再升任到高级职务上”。

    盖略特·伯来拉1549年(明嘉靖二十八年)被中国海防军俘获，他虽不是当年葡俘中惟一写出自身经历的人，但他有关科举制的叙述可以说是最详尽的一个，这在其著作《南明行记》中有所体现。

    据他所说，察院要审讯囚犯和授予学衔。

    察院年年巡视，被选拔来充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