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六十章 借鉴 (第3/4页)

要职的人则每三年会聚一次，在为他们准备的大堂里受到考试。

    向他们提出许多问题，如回答合格，够得到学衔，测验通过后，要为那些得到学衔的人举行隆重仪式，经常要共同盛宴庆祝。

    更令人惊讶的是，当这位葡萄牙囚犯知道了中国考生是在严密监视的条件下进行考试时，也戏称中国应试者为“囚犯”，将他们等待金榜题名的人生得意之际，则称为“等待判决”。

    而且，他还发现同牢的中国“难友”中，竟有因考试落榜而蹲监狱者。

    对科举制度记载更为详细的、对西方影响更大的是圣奥斯丁会修士儒安·贡查列斯·德·门多萨编写整理的著作。

    门多萨的著作首次于1585年(明万历十三年)在罗马出版，目前在中国的中译本名为《中华大帝国史》。

    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文中除了介绍了科举的竞争性，还介绍了如何授予学位，以及是如何庆贺的，对中国的科举极具赞美之意，他写道:“在当今世界上为人所知的国家中，这个庞大的王国是治理最佳的一个。”

    但应该说门多萨对中国事物具有一种近乎于不切实际的信心与心有灵犀的理解力。

    他在零乱的资料中敏锐地发现中国教育与统治制度之间的关系和中国文明对知识特有的尊重。

    在那里只有饱学博闻的人通过国家考试才能成为官吏参与管理政府事务，任何一个人在学识上的努力都可以使他进入社会上层，这就意味着一种平等与竞争的健康的社会机制。

    这一发现对16世纪末西方封建等级社会是一大震惊，同时也预示着以后一个多世纪里西方对中国科举与文官制度的利用。

    (二)西方传教士笔下的中国古代科举制度随着西方传教士(尤其是耶稣会会主)一批批前往中国，他们在中国传播西方科学，同时又向自己的国家介绍中国的哲学和许多奇闻轶事，其中也包括科举制度。

    在这些耶稣会会士中，最有名的是意大利人利玛窦。

    利玛窦在明朝末年以传教士身份来到中国，自明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至明万历三十七年(公元1609年)在中国生活了28年，并被任命为帝国政府的高级官员，他在《书信集》中，有不少关于科考的记载。

    例如在1597年9月9日的一封长信中，利玛窦应一位神父的要求，介绍了当月在南昌举行的乡试情况。

    他说:现在我就开始介绍中国科举，也希望您把这种制度介绍给您目前服务的公侯，要他们知道这在中国与意大利各邦所推行的有多大的区别～在管理、政治与秩序等方面，中国的确超过其他民族。

    利玛窦作为在中国度过了后半生的耶稣会传教士，晚年时(他于1610年5月去世)以十分赞赏的态度高度评价了中国科举选士制度形成的文官政治，他认为。

    “标志着与西方的一大差别而值得注意的另一重大事实是:他们全国都是由知识阶层，即一般称为哲学家?(指儒生知识分子)的人来治理的，井然有序地管理整个国家的责任完全交付他们来掌理”(《利玛窦中国札记》第1卷第6章)。

    利玛窦这段话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是他认为中国当时的文官政治优于当时的西方;二是间接地评价了科举取士制度。

    利玛窦的中国札记中甚至将府试的日期都能写得清清楚楚，他对中国的考场(贡院)的描写更是极为详尽，将小单间大小、构造都描绘得如此细致，甚至注意到了小单间有防止考试舞弊的功能:“在每个大城市都有一座专门为这一考试而修建的宽阔无比的宫殿，四周围以高墙。

    考场17、18世纪，随着一批批来华传教士的宣传和媒介作用，中国已在西方国家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之一的科举制已为西方文化输进新鲜的血液，而中国的科举制度已被当时的欧洲各国广为赞誉。

    许多人认为中国的科举制首先对法、德两国发生了深刻的作用，而且可能最早受到中国科举制影响的是德国。

    的确，中国与欧洲尤其是与法国之间，从17世纪末开始，出现了长达一百多年极不寻常的以西方效法中国为其显著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