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六十五章 经验借鉴 (第4/6页)

 同年七月三日，枢密院言。

    “访闻河北、陕西、河东路日近甚有外界奸细之人伺察本朝事端。”

    “访河北、陕西、河东诸司辖下州军城寨应干巡捕官司及巡防把截使臣等。”

    “如能用心缉获，勘鞠得实闻奏，支赏钱一千贯文，白身更与三班借职，官员、将校比类迁转。”

    “其知情藏匿过致资给之人，如能告捕得获，与免罪外，亦依此推恩。”

    以及加强自身的保密防范措施。

    宋朝长期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对峙的现状，使得宋廷特别关注有关边防军机的保密问题。

    为了防止外国间谍的窃密，上至朝廷下至沿边州军，均制定了严格的保密条例。

    宋政府规定，臣僚奏言，凡事关“要速机密”，一律“实封其公文”；“诸军马粮草数，及事干机密应行文书”均须实封，否则，“杖一百”。

    并且，宋朝的“赦书、德音，州以黄纸印给县、镇、寨、乡、村晓示，非外界所宜闻，而在缘边者，并密行下”。

    对于沿边上报的相关机要要求“本州实封，呈诸官员，若事涉机密，不为遍示”。

    政和七年（1117年），进一步规定“边防谍报，至重至密，动系机要，间不容发。

    近闻沿边每有探报，不论轻重虚实，互相关报，诸司喧传誉播，增缘百出，显有泄露，实于边防有害。

    自今探报，除闻奏外，更不得报诸司。

    谓如转运、提刑、提举、廉访等司之类，如有著令，并行冲改，或擅辄取索，及违者，论如违御笔法”。

    崇宁五年（1106年）七月十四日，臣僚言。

    “近者帅臣上通封表疏，有言及边防机要者，显言哗众略无顾忌，万一或有散落，所系重大。”

    “伏望圣慈严赐戒勑，今后应干边事自非实封陈奏，不得妄有称述，所贵朝廷机事增密，人之所谨。”从之。

    宣和七年（1125年）殿中侍御史胡舜陟言。

    “三省枢密院腾播于天下大书文移处处有之，安知其无奸细传达于敌庭，凡有措画动辄知之，彼必死所以应之之道，我能制胜乎？”

    “臣愿陛下密诏将帅严防武备，勿为所误。”

    为此，南宋政府还专门下诏：“三省密院凡事属兵机勿得降出。”

    到了绍兴四年（1134年）十一月庚戊，诏：“应漏泄边机事务，并行军法，赏钱千缗，许人告，令尚书省榜谕。”

    因“监察御史田如言，机事不密则害成，比来未行一事，中外已传，皆由省吏不密所致”故。

    淳熙二年（1175年）十月十五日，诏两淮州军及帅臣监司并驻剳御前诸军，应有事干边防军机文字紧切事宜许具奏，并申三省枢密院不得泛滥申发或作剳子具报他处，如敢违戾具职位、姓名取旨重作施行。

    不仅如此，朝廷还多次下旨沿边州军加强军机的保密工作。

    景德三年（1006年），诏河北转运司及诸州军，每诏敕事关机宜事者，谨密行之，勿付胥吏，致其漏泄。

    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密谕边机之事，“只令知州军与逐处通判、钤辖、都监商议施行，其余官员使臣，不得辄有干预”。

    天禧三年（1019年），河北缘边安抚使知雄州刘承宗言。

    “北面有密报事宜，其通判官以下，勿复参闻。”从之。

    熙宁七年（1074年），诏诸路缘边州军，应边军机地界不下司文字，并于长吏厅置匮封锁，编目录申安抚、总管、安抚使、都总管到任，具交割事目，申枢密院逐房掌之。

    宋朝的反间谍措施从交通管制到限制人员出入境，从频繁的发布禁书令到规范图书出版制度，从讥察奸细到设置保密条例，对凡是可能涉及泄露机密的途径都做好了防范工作，可谓事无巨细。

    要说明，宋朝如此小心翼翼的做法并非是一种胆小怕事的表现，相反，它正说明了宋朝对于反间谍的重要性拥有足够清醒的认识。

    由此，纵观整个宋朝历史，间谍活动数量之多、质量之高，是宋朝以前所有朝代难以相比的，这同宋辽西夏金元时期不断的军事斗争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这一时期不仅出现了众多间谍活动，而且还产生了不少用间高手。

    正如前文中所列举的，在宋朝，用间已不仅仅只是边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