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六十五章 经验借鉴 (第3/6页)

判专切觉察，如或违戾，取旨责罚。

    至于嘉泰二年（1202年），禁私史。

    有商人私持起居郎熊克《中兴小历》及《九朝通略》等书欲渡淮，盱眙军以闻，遂命诸道察郡邑书坊所鬻书，凡事干国体者悉令毁弃。

    言者因请取礼部员外郎李焘《续通鉴长编》，知龙州王偁《东都事略》，监都盐仓李丙《丁未录》及通略、语录、家传等书下史房考订，或有裨于公议即乞存留，从之。

    嘉定六年（1213年）十月二十八日，有臣僚言。

    “国朝令申，雕印言时政边机文书者，皆有罪。”

    “近日书肆有《北征谠议》、《治安药石》等书，乃龚日章、华岳投进书札，所言间涉边机。”

    “乃笔之书，锓之木，鬻之市，泄之外夷。事若甚微，所关甚大。乞行下禁止。取私雕龚日章、华岳文字，尽行毁板。”

    “其有已印卖者，责书坊日下缴纳，当官毁坏。从之。”

    江程地理图籍中所记载的山川形势、道路走向、风土人情等本就是间谍所需窃取的情报内容之一，如果让此类图书流传于世，那么外国间谍将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获得重要的战略情报。

    举人程文之中多有对时政的议论，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当朝的一些弊病，将举人程文公开发行无异于将自身的弱点暴露在敌人面前。

    而当代史本就是记载当代之事，其中关于国家政事的纪录极多，传到境外，必定不利于国家安全。

    总体来说，宋朝政府在限制边防机要图书的发行与流通上，主要采取了以下几点措施措施。

    第一，限制图书的传布与刊行。

    凡议时政得失、边事军机的图书不准写录传布，国史、实录和诸戏亵之文一律禁止雕印；第二，加强边境稽查和防范的力度。

    对私贩边机图书者处以严惩，以切断情报向外传播的中间环节。

    第三，加大审查与打击力度，从根本上杜绝有关边政机要文字的刊印。

    在书籍印行刊布之前，必须由专门人员进行审查，详究有无事干军机政务情报机要文字，只有审查通过，才可以刊行。

    而除了这些防范措施外，还有就是细细的讥察奸细。

    因为维护国家安全，抵御敌人的侵略并讥察奸细，防止国家机密外泄，不仅是政府的职责，也是国人义不容辞的义务。

    大家都知道，宋朝边患迟延不息，所以此项任务尤其显得重要和必要。

    宋朝时为了严防敌方奸细进入宋境刺探情报，多次下诏命令边关讥察、捕捉，并严立刑赏，让沿边军民时刻提高警惕。

    像是宝元元年（1038年），诏有能捕元昊所遣刺探事者，赏钱十万。

    庆历六年（1046年）十二月，判大名府兼河北安抚使夏竦言。

    “河北沿边安抚司乞沿边捕盗官吏，如北界贼人深入近里，即便收捉。”

    “今相度如有外界人入来界内，守把巡拦人辄敢取财物不捉送官，从违制论，若收捉时器伏斗敌，即许御捍。”从之。

    皇祐二年（1050年），诏河北转运司，沿边四榷场，有能察捕得北界刺事者，当重赏之。

    皇祐三年（1051年），管勾国信所言：“自今通事殿侍与契丹私相贸易及漏泄机密事者，请以军法论。在驿诸色人犯者，配流海岛。”

    治平三年(1066年)七月，诏令沿边居民三家至五家合为一保，不得舍匿奸细及亡背之人，如敢隐藏或同谋该诱过致资给，并听保中捕告。

    应外奸人，若获一人赏钱三百千，内奸出告一人，书生举子，依外奸给赏钱，仍补茶酒班殿侍。

    其余告获皆赏钱百千，即保内知情不告，减罪人一等，配千里外牢城。

    余保人不觉察，亦行严断。

    熙宁七年（1074年），诏：“五路缘边州军及大城寨居人，依乡村法团社立保甲，更不教阅，专令觉察奸细，告获一人，赏钱三百千，事理重者取旨酬奖。令监司点校、司农寺详定条约以闻。”

    崇宁元年(1102年)六月二十九日，诏：“京师从来西北细人甚多，伺察本朝事端。今后如有能用心缉捕、勘鞫得实，支赏钱三千贯，白身更与补三班奉职，官员并与改转。”

    “令降空名度牒一百付府，并行货易，其钱桩管，止充上项酬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