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七十四章 制度的由来 (第4/4页)

度，“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

    由于禁榷的巨大利益，这一制度也成为了政府控制地方的有效手段。

    宋朝“国用仰给煎海者，十之八九，其可损以与人？散利虽王者之政，然使人专利，亦非政之善也。吴王濞之乱，汉实使之，使濞不专煮海之利，虽欲为乱得乎”？

    但是，地方对专卖收入的截留也不容忽视，宋初实行食盐官搬官卖时“盐荚只听州县给卖，岁以所入课利申省，而转运司操其赢以佐一路之费”。

    强枝弱干的局面是任何封建集权政府所不能容忍的，因此宋代的榷法也时常更改，目的之一就在“欲使中央最大限度的占有专卖利益，减少地方截留”。

    蔡京改以引榷茶后，榷法十分严厉，卖引钱及其以外的茶租和茶税全部归于中央。

    包括宋代的疾患不仅仅是内虚，也患在外强。

    在北宋统治的一百六十八年间，边疆地区出现了好几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北有大辽，西北有西夏，西部是吐蕃诸部，西南有大理。

    南渡之后，更面临着比自己强大得多的金。

    有宋一代，一直面临着来自这些少数民族政权的威胁，因此军队建设也是宋朝政府的一大急务。

    然而宋朝军队所需的战马奇缺，以致出现了“今天下马军，大率十人无一二有马”的形势。

    所以购买战马对宋朝来说是事关边防安全的大事。

    在与北方的辽、夏、金对峙中，因为中原缺乏战马，骑兵是宋朝的弱项，必须向少数民族购买马匹”

    而“戎俗食肉饮酪，故茶贵，而病于难得”。

    “宋政府又把茶叶作为安抚少数民族，处理与周边民族关系的重要手段。

    因而茶马贸易对双方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

    于是宋朝榷茶以博马，皇帝、大臣、经济学家都直接参与茶法的制定和修订，而且争论非常激烈，变更也很频繁，使茶法日臻完善。

    宋朝对用以博马的川茶的禁榷十分严厉，以雅州名山茶为例，元丰四年七月规定：“（雅州）名山茶专用博马，候年额马数足，方许杂卖。”

    后“应副博马年额管足，所有余数数并许出卖”。

    但由于允许余茶出卖后影响了政府博马的数量，建中靖国时规定：“名山茶立为永法，专用博马。”

    大观二年又诏：“川茶有有数品，惟雅州名山茶为羌人贵重，可令熙河兰湟路以名山茶易马，恪遵神考之训，不得他用。余茶博籴量度茶数勿使过多。”

    在与少数民族的贸易中，粮食也被列为禁榷内容，甚至有时候钱币也禁止输出，以防为敌国用以炼铸兵器。

    为了保障河东解盐的专卖利益，宋政府还严禁西夏青白盐输入宋境，各类军用物资也属禁榷品。

    综上，宋代加强禁榷，也是出于维护中央集权的需要。

    不过说了这么多，要知道，中国封建社会一直奉行重本抑末的政策，商业一直处于受剥削的地位。

    虽然商品经济到了宋代已经十分发达，整个社会的商品经济观念也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但我们仍然不可对此估计过高。

    宋代政府出于抑商的需要，也加强了禁榷制度，因此也有了庆历三年范仲淹“茶盐商税之入，但分减商贾之利尔，于商贾未甚有害也。今国用未省，岁入不可阙，既不取之于山泽及商贾，必取之于农。与其害农，孰若取之于商贾”的议论。

    无商不活，同时社会不活，商业发展也会受限，反过来，商品经济的发展又势必导致社会的流动性增强，这对稳定封建集权是不利的。

    虽然商业是封建经济繁荣的标志，但是，商人对于封建社会却是一种瓦解力量，商业的发展是以封建社会的解体为代价的，任何一个封建政府都不会接受这一点。

    因此，禁榷制度是一个历史产物，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它对国民经济的发展也确实起到过一定的积极作用。

    宋朝加强禁榷无疑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宋朝禁榷收入在财政中居于与两税并驾齐驱的地位”。

    宋人在谈到专卖的财政作用时说：“国家养兵之费全籍茶盐之利。”“采山煮海一年商利不入，则或阙须。”

    北宋思想家李觏也完全肯定食盐专卖的财政需要。他说：“山泽之富，天地所以养人者，鬻盐之利博矣。故东郭咸阳致生累千金，吴王濞富埒天子。孝武因置盐铁官。是时国用饶而民不益赋，未必不由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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