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七十八章 原委始末 (第3/5页)

要原因。

    “华夷”观念是以中国为中心看待周围世界和其他民族。

    认为中华文明优于其他民族的一种政治文化心态。

    视自己为世界中心，认为本土文明高于世界其他文明。

    这种文化传统上的“华夷”观，扪闭了封建统治者对于海外世界的视野，妨碍了海权观念的形成，这种思想的长期演化也就造成了后来“天朝上国”的传统思想观念的形成，并出现了与之相关联的一整套处理自己与外部世界的方式和准则。

    在这种传统的“华夷”观念中，“礼仪教化之邦”的中国是世界的中心，是“天朝上国”。

    中华皇帝作为“天子”恭承天命统治天下。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中华皇帝直接统治的地区外，则为“蛮夷”之地，其文明开化程度不能与天朝相提并论。

    但是中华皇帝“德被四海”，向往教化的“蛮夷”愿与中国来往的，天朝从来都愿意接纳并与之建立起宗藩臣属关系。

    中华皇帝向他们册封使其获得对他们那块土地的合法统治权，他们则要向中华皇帝进贡以示臣服，古代中国皇帝对世界政治秩序的最高理想——就是建立起以自己为天下共主，四海外夷宾服，万方来朝的天下大一统的局面。

    “华夷”观念区分中华与外夷，着重点是在维护中国自己内部的统治秩序。

    在中国封建统治者看来，中国作为礼仪教化之邦的内部统治秩序，即基于儒家传统的纲常名教及君臣、父子、夫妻、贵贱等一整套宗法封建等级制度和礼仪风俗，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而这些是未受教化的外夷所不具有的。

    因此，在中外之间划分一条明确的界限，以避免中国内部的统治秩序受到外夷的影响，是绝对必要，万万不可含糊的。

    “严华夷之防”是中国封建统治者在对外交往中一以贯之遵循的准则。

    它的目的是要维护天朝的“法度”和“规矩”。

    它也充分显露出对外政策的内向和保守主义性质。

    还有就是通过隔绝人民与外界的联系，以稳定专制统治。

    因为任何政权制定政策，维护自己统治的安全总是第一位的目标，海禁是朱元璋防御倭寇进犯的措施之一。

    明太祖初年原不禁海，洪武四年(1371)十二月。“禁频海民不得私出海。”

    直接的原因是倭寇侵扰不止，对日交涉又没有结果，同时也是因为当时亡命海上的方国珍、张士诚余部仍然盘踞岛屿，勾结倭寇，不时劫掠滨海海州县，对刚建立的明政权构成了威胁。

    禁止国民出海，切断张士诚、方国珍旧部与沿海居民的联系，断绝其接济。

    其在海上将难以生存，也必将不功自破。

    海禁还使那些想出海勾结倭寇的不法之徒难以得逞。

    因此无论是防御倭寇，还是消灭张、方余部，防止勾引倭寇，当时禁海都是可取的办法之一。

    另一方面:明中期王朝内部各种矛盾尖锐，社会动荡，朝政腐败，宦官专权与内阁党争不止，国家武备废弛。

    与此同时外部“北虏南倭”问题日趋严重。

    内忧外患两方面的因素，更使明王朝难于推行积极外向的海外政策。

    清初禁海乃至“迁海”，首先是刚刚建立，尚未完全站稳脚跟的清政权为了使自己能够生存下去的政治性决策。

    从顺治元年(1644年)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

    清朝执行了比明朝更为严厉的海禁政策，这是从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出发而采取的非常措施。

    顺治十三年(1656年)，顺治十八年(1661年)，康熙四年(1665年)清廷一再下令禁止中国商人进行海外贸易。

    其主要目的是企图封锁东南沿海岛屿的反清势力。

    康熙晚年禁止南洋贸易，乾隆二十二年实行只准广州一口通商。

    这些政策的直接出发点也都是出于政治安全的考虑。

    乾隆中期以后，西欧殖民国家的后起之秀英国，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从原始积累向工业革命过度并于19世纪前半期完成了工业革命，经济实力大为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