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七十九章 神仙村的教育普及 (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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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仁宗出生後，其父宋真宗“喜甚”，“宫中出包子以赐臣下，其中皆金珠也”，这是以“包子”一词寓吉祥之意。

    蔡京“集僚属会议”，“命作蟹黄馒头”，竟“为钱一千三百馀缗”，其府第专设“包子厨”，其中“缕葱丝者”竟不能“作包子”。

    这是统治者穷奢极侈的一个侧面。

    一作毕罗，外包面皮，内装水果或肉类及佐料，然後烤熟，大约类似锅贴和饺子。

    宋代饼业兴盛，竞争自然也激烈。

    为了在竞争中取胜，卖饼者想出了各种方法。

    东京的卖饼者，就在街头使用五花八门的叫卖声，以招徕顾客。

    像是之前简单说过的，一位卖环饼的小贩，为别出心裁，在街头兜售时竟喊出“吃亏的便是我呀”。

    后来这位小贩在皇后居住的瑶华宫前这样叫卖，引起开封府衙役的怀疑，将其抓捕审讯。

    审后才得知他只是为了推销自己的环饼，便将他打了100棍放了出来。

    此后，这位小贩便改口喊“待我放下歇一歇吧”。他的故事成为当时东京的一桩笑料，但生意反而

    较以前好了。

    宋代面食兴旺，北宋的郑文宝，书法与诗文皆在当时颇负盛名，他创制的云英面，极受时人欢迎。

    制作方法是将藕、莲、菱、芋、鸡头、荸荠、慈菇与百合混在一起，再配以瘦肉烂蒸，然后用风吹凉，在石臼中捣细，再加上四川的糖和蜜蒸熟，然后再入臼中捣，使糖、蜜和各种原料拌均匀，随后取出作一团，等冷了变硬，再用刀切着吃。

    云英面颇受士人青睐，后被收入宋代食谱。

    至于稻和粟主要用于煮饭和熬粥。

    临安一带的粥品有七宝素粥、五味肉粥、粟米粥、糖豆粥、糖粥、糕粥等。

    宋时南北方都有喝腊八粥的习俗。

    开封称七宝五味粥，临安称五味粥。

    腊月二十五，“士庶家煮赤豆粥祀食神，名曰人口粥”。

    范成大诗叙述苏州一带的风俗，“家家腊月二十五，淅米如珠和豆煮”，“姜屑桂浇蔗糖，滑甘无比胜黄粱”。

    北方食用的豌豆大麦粥、豌豆大枣粥之类，後者应是小米粥。

    糯米食品还有栗粽、糍糕、豆团、麻团、汤团、水团、糖糕、蜜糕、栗糕、乳糕等。

    蓬糕是“采白蓬嫩者，熟煮，细捣，和米粉，加以白糖(饴)，蒸熟”而成。

    水团是“秫粉包糖，香汤浴之”，粉糍是“粉米蒸成，加糖曰饴”。

    宋代还有米面，时称米缆或米线，谢枋得诗描写“米线”说，“翕张化瑶线，弦直又可弯。汤镬海沸腾”，“有味胜汤饼”。

    粽子“一名角黍”，宋时“市俗置米於新竹筒中，蒸食之”，称“装筒”或“筒粽”，其中或加枣、栗、胡桃等类，用於端午节。这种风俗流传至今。

    同时限于古代的生产水平，广大的社会下层要维持温饱，也十分不易。

    正如司马光所说:“农夫蚕妇所食者糠而不足。”北方穷人平时常喝小米稀粥，或“杂蔬为糜”。

    粥还常用于灾年救济，如“湖州孔目官朱氏以米八百石作粥散贫”。

    欧阳修《食糟民》诗说，“田家种糯官酿酒”，“釜无糜粥度冬春，还来就官买糟食”。

    糟糠不厌，这就是社会下层的生活写照。

    宋代南北主食的差别相当明显。

    但由于北宋每年漕运六、七百万石稻米至开封等地，故部分北方人，特别是官吏和军人也以稻米作主食。

    宋徽宗宠臣“王黼宅与一寺为邻”，“每日在黼宅沟中流出雪色饭颗”，名僧人“漉出洗净晒乾，不知几年，积成一囤”。

    蔡京“诸孙生长膏粱，不知稼穑”，蔡京曾问他们:“米从何处出，”一人说:“从臼子里出。”另一人说:“不是，我见在席子里出。”

    这是因为宋时用席袋运米。

    南方人“罕作面饵”，宋时有戏语说:“孩儿先自睡不稳，更将捍面杖拄门。何如买个胡饼药杀著。”

    宋高宗绍兴末年，金军攻宋失败後北撤，“遗弃粟米山积”，而宋军“多福建、江、浙人，不能食粟，因此日有死者”。

    这可算是南人不吃北食的极端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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