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九十一章 历史余晖 (第4/4页)

下之忧而忧”和“临大节而不可夺”的“士人风骨”。

    这种风骨，在北宋表现为苏轼笔下的“浩然之气”：“是气也，寓于寻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间，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者矣!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岳，幽则泣鬼神，而明则复为人!”

    在南宋表现为文天祥笔下的“天地正气”：“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

    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

    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是气所磅礴，凛冽万古存。

    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然而到了北宋和南宋末期，拥有“士人风骨”的社会精英，几乎全部被排斥在了权力核心之外。

    当朝君臣尤其是士大夫的无耻，造成“乱自上作”，“败自下生”，“社会灰化”，统治面临崩溃的边缘。

    蔡京之流之于宋徽宗，贾似道之流之于宋度宗，将人世间骄奢淫逸、荒唐无耻之事发挥到了极至。

    宋徽宗身为一国之君居然夜出狎妓，贾似道身为宰相却把斗蟋蟀当成军国重事，

    说明这个王朝道德沦丧到了何种程度!

    正如后世所说，“士大夫无耻，为国之大耻。”

    而两宋的悲剧在于，当朝君臣的无耻造成了两宋的灭亡，而在野的社会精英却成为抗敌救亡的中坚力量(那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悲壮的—页。

    宋朝是仁人志士、英雄豪杰辈出的时代，而中国历史上两次汉奸高潮出现在明末和抗日战争时期)，但是最终无力回天。

    还有就是战略失误，北宋灭亡，直接诱因是联金灭辽；南宋灭亡，直接诱因是联蒙灭金。

    每一次的结果都是前门驱狼，后门引虎，遭受更加惨痛的劫难。唇亡齿寒的道理宋人不是不懂，然而当权者的鼠目寸光导致了战略上的极大被动。

    每一次宋人都低估了新崛起的野蛮民族的力量。

    辽与宋有世仇，但澶渊之盟后，宋朝以自身强大的“软实力”逐渐使之“汉化”，换来了长达百年的相对和平局面。

    但是联金灭辽却是两害之中取其“重”者，野蛮的金人在联合作战中摸清了北宋的虚实，得到燕云十六州后更发现这是进攻中原的绝佳“跳板”，结果一鼓作气，长驱直入，导致北宋灭亡。

    蒙古崛起后，南宋统治者居然未能“吃一堑长一智”，联合蒙古攻打已经汉化的金朝。

    尽管金哀宗遣使宋廷，指出“蒙古灭国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必及于我，我亡必及于宋。唇亡齿寒，必然之理也。”

    但一意孤行的南宋君臣竟然毫不理会。

    结果灭金之后才发现，蒙古虎远甚于金国狼。

    倘若南宋君臣能看清形势，暂时搁置仇恨，制定有远见的战略规划，助金国抵御蒙古，待机而动，则局面可能大不相同。

    以南宋强大的经济和科技实力援金，估计金国可再多支撑10年，加上金国本就能抵抗的22年，南宋有30多年的时间来以备强敌。

    可惜南宋坚持联蒙灭金，在加速金国灭亡的同时也加速了自己的灭亡。

    更加不可思议的是，在与蒙古进入全面战争状态后，南宋居然没有在全国实行“紧急状态”，更没有全民皆兵，依旧在按部就班地发展经济，享受文治的成果。

    也许南宋朝廷这样做确实避免了人民的巨大牺牲(南宋亡后人口约为战前74％，而金亡后人口只有战前的11％左右)，但是亡国之痛和由此导致的中华文明的巨大倒退却令人扼腕叹息。

    这就是宋朝，最伟大也最令人痛心的宋朝留给我们的枯涩记忆与回味!

    让我们暂时忘却那些宿命般的悲剧历史，还是用梅毅先生的话来做一个简短的结论吧：。

    那就是昔日的繁华，早巳成为深埋于地下的废墟；从前的风华，也化为过眼云烟，但无法否认那个灿烂时代的光荣与不朽。

    往事越千年，我们仍能嗅到那三个多世纪汴梁和临安传来的梅花香气，还能依稀听闻诗人词家那一叹三叠的华丽吟咏。

    伟大的宋朝，绝非是死亡的朝代，即使她崩溃的瞬间，也如流星陨落一般，照亮了野蛮的黑暗，驱散了内心的恐惧，足以启发后人的心智。

    在我们民族的记忆中，总是萦绕那个与野蛮为邻时代的方方面面。

    伟人的宋朝，已经成为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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