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一十四章 卓有成效 (第2/3页)

己统治已到末日。

    而具体改流类型的话，像是有因土司犯罪而被改流的。

    的确，清政府很好的利用了土司犯罪的机会，趁机将其辖区改土归流，这是一种主要改流原因。

    像是在康熙时期，龙州土司赵殿烘生活腐败，晚上在凤凰山顶上点燃两盏巨型大灯“亮如白昼以为乐”，后因修建土城被太平府弹劾，全家被迁往桂林，后又被迁往江南。

    雍正三年，清政府把土龙州分析为上龙巡检司和下龙巡检司，任命赵墉为下龙巡检司。

    而赵墉“暴敛横行”，激起土民反抗，于雍正七年被彻底改土归流。

    雍正初年时期，南方诸省出现散札、割人发辫等极端活动，有人到处散布“瘟疫鬼魅”、“天下大乱”等谣言，制造恐怖，骗人钱财。

    雍正七年，清军在泗城一代搜捕号称“盘王”的归顺人李布翁。

    当地官员搜寻不到此人，以李布翁为归顺人为由，革除归顺土知州岑佐祚并将其审问。

    雍正八年，正式以“骄纵乖戾，不守官箴”的罪名将岑佐祚革职，后该土州无人承袭，请求改土归流，设立了归顺知州。

    又例如雍正十一年（1733年），因其家族内斗，土司赵康祚因犯谋杀而被强制改流，属崇善县管辖。

    以及在明朝时，泗城岑氏土司成为广西地区实力最为强大的土司，领地东到东兰州界300里，西到上林长官司界120里，南达田州界180里，北至贵州永宁州界1000里，面积广大，积累了雄厚的人力物力。

    岑氏土司怙恶不悛“横征滥派，众不聊生，以致杀劫为活”。

    雍正五年（1727年）六月，泗城土知府岑映宸擅自调兵4000驻扎于南盘江，准备进攻贵州普安州。

    鄂尔泰在平定乌蒙、东川、镇雄三大土司后，继续南下，驻扎于贵州安龙。

    岑映宸见机不利，自知犯罪难逃，携缴印请罪，肯定免死。

    鄂尔泰顺势革去岑映宸官职，改土归流。

    岑映宸的家人被安排回原籍浙江安插。

    因岑映宸的祖辈曾在镇压三番之乱时有功于清廷，同意将岑映宸的弟弟岑映翰授予八品官，留居泗城，但是规定不准干预地方相关事宜。

    泗城土司不改恶心，终被清廷改流。

    至于改土归流善后措施，笼统的说，改土归流后的善后措施是指在革除土司后，在其原辖区为更好的实施流官制而进行的维护工作，善后工作进行的合适与否，关系到改土归流的成败，为防止复土、安定民生，清政府从妥善安置土官、重划疆域、革除旧习、选派流官人才、建设民生工程五个方面对土司管理旧地进行合理善后，收到显著效果，为稳定改土局势、安定民生起到了积极效果。

    鄂尔泰对改土的善后工作十分重视，他在奏折中一再强调“若不筹画万全，相机而动，即剪除土官，亦难以善后”。

    同时他也认识到善后措施的关键所在“善后之难，尤难于创举”，只有把改土归流的善后工作做好，才能真正完成流官制。

    还有就是妥善的安置土官。

    这也很重要，清廷在对待被改流的土司上，主要以怀柔政策为主，没有处死过壮族土司。

    除个别罪大恶极又不服从改流的土司被处以重刑，例如云南镇沅土官刀瀚因欺压百姓、强占土地被处以斩监候；贵州康佐土官薛世乾因抢劫杀戮被处以终身监禁，其余多选择安插办法。

    在雍正五年（1727年），清廷对贵州、云南、四川、湖广、广西五省被改流的土司规定，犯有“斩绞重罪者”，把其家人选择较远的省份进行安插，对犯“军流罪者”，把其家人安插至邻省，同时须接受地方官员不定期的检查，以防其寻衅滋事。

    让土官强制迁离本土，是对其有“党羽相助为非”的顾虑，用外省安插的方法“杜其后患”。

    雍正八年（1730年），清廷出台了具体的土官安插办法：土官的妻妾、子弟随父母、兄弟迁移；对无子嗣或者子嗣幼小，而且没有父母、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