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一十七章 (第3/3页)

官的世袭特权和地位，改由流官对土司地区进行直接管理，这就在很大程度上触动了土官的根本利益，显然成了土官的致命伤，土官自然情非所愿。

    因此，明代在广西的改土归流首先遭到了来自各级土官的不同程度的抵制与反抗，这是造成明代广西改土归流出现较大反复性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四，从下层民众的角度来看，明代在广西地区的改土归流并不是自下而上进行，而是由明代统治者从其阶级利益出发，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更多地是采取军事强制手段来进行，因而得不到各族人民群众的广泛拥护和支持，改土归流显然尚缺乏群众基础，因而改流的根基并不牢固，以致时改时停，或改了又复，或名改实存，或根本未改，意欲彻底改流，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由于明代正值广西壮族土司制度全面发展的全盛时期，土司制度总体上尚能适应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少数民族人民尚能适应土司制度的统治，而明王朝又无足够之力对广西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直接的统治，由此，以政治和军事力量作后盾而强制推行的改土归流政策，势必会在某些方面产生不良的社会效果和消极影响。

    譬如，洪武初年，忻城土县废土设流，正统年间，瑶族人民纷纷起来反抗，流官无法统治，引起社会动乱，影响正常生产，弘治末年，明王朝被迫复流为土。

    弘治十八年(1505年)，明廷平定岑接等土官叛乱之后，在田州改土归流，降知府岑猛为福建平海卫千户，田州由府降为州，以平乐知府谢湖掌州事。

    结果遭致岑猛反对和土民不满，改流失败。

    由此可见，不少土府、土州、土县改流后引发了不少社会问题，这对民族地区社会的发展有所不利。

    同时，改土归流引起的社会动乱，对边疆的稳定与安全有所不利，正如嘉靖六年两广都御史姚镆所言:“流官之设，徒有虚名，反受实祸。思恩未设流官之前，土人岁出兵三千以听官府调遣。既设流官之后，官府岁发民兵数千人，以备土人之反复，流官之无益，断然可睹。况田州邻交趾，深山绝谷，悉瑶壮盘据，必仍设土官，期可藉其兵力以为屏蔽。若改土为流，则边鄙之患，自我当之，后必悔。”

    由此可见，明代在广西推行的改土归流政策，是在条件尚未完全成熟的情况下进行的，因而改流很不彻底，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然而，随着改土归流工作的逐渐推行，表明曾经盛极一时的广西壮族土司制度至此已开始走向下坡路。

    当然，在明代特定历史条件下，改土归流的客观效果及其对土司地方日后历史发展产生的影响也是不容否认的。

    改流后，由明朝廷委任的流官代替了世袭的土官，封建势力进一步深入桂西一带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这对加强中央集权和巩固封建国家的统一无疑是十分有利的。

    同时，改土归流在很大程度上增进了各民族间交往和融合，有利于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推进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重要的是，为清代在广西实施大规模的改土归流积累了经验。

    因此综上所述，土司制度是中国封建王朝治理少数民族的一种特殊政策，广西的土司制度在明代得到了完善和发展，达到了全盛，体现了明代中央顺应时势、因地制宜、因俗而治的治边思想。

    总的来讲，在当时土司制度的实施是利大于弊的，土司制度中进步的、积极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是能够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和民族关系发展的，有利于国家的统一，维护了祖国边疆的相对稳定;但是，土司制度本身的缺陷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当地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并逐渐成为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和改革边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阻碍因素，因此，改土归流成为一种趋势，土司制度走向没落，所以到了后面的清政府才算彻底完成，并不是一触而就的。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