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二十九章 挑战 (第3/3页)

如犯徒流军遣等罪，应按民人例，实流实徒。

    在赵英的心中，康熙初年改流的黔西北已属“旧疆”，不在宽恤之列。

    赵英所言并非毫无根据。随着科举、教化的推行，黔西北地区的文化与礼俗逐渐发生了变化，安秉健请云南岁贡柯春在家教读，安国瑞以及“陈登云控案”中的当事人陈登云、陈阿佃、金阿好等人均能操汉语，甚至可以书写——安国瑞的状词是自己写的。

    官员们在判决的时候，实徒实流，不再考虑“民、苗”之别，安国瑞被发遣黑龙江，在此之前的乾隆四十八年(1783)、五十八年(1793)，诬控安秉健的安士照、阿鲁约等人同样被拟充军，陈登云一案中金阿好、陈二等人则被拟徒。

    黔西北地区在观念上与实践上都成为了清王朝“旧疆”。

    (三)、布摩阶层的变动。

    在勾政权中，布摩与幕史垄断着书籍与文字，他们是知识与文明的象征，跻身统治阶层，受到全社会的尊重。

    特别是与君、臣并列的布摩，掌管祭祀，勾通天、地、人，在很大程度上已被神化了。

    彝制崩溃后，布摩的政治特权随之丧失，而科举教化、移民的涌入，对他们造成另一种重大打击，布摩阶层的身份构成逐渐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1、文教的兴起与绅士阶层的成长。

    要知道贵州科举兴于明代，主要是由于卫所的带动，当时入学者以屯戍子弟与汉人移民为主。

    黔西北地区的广大原住民并非编户，没有根据也没有必要去入学应举。

    因此明王朝文教的扩张与渗透大体上只能波及到上层统治分子，虽然朝廷力图推广社学，但土官并不热心，社学在很大程度上名存实亡，布摩所宣扬的各种价值观仍然是土司政权的意识形态。

    改土归流在制度上为推行科举创造了条件。

    黔西北平定后不数年，黔西、平远、大定等府相继设学，而旧有的乌撒卫学则改为威宁府学，此外各种书院、义学、社学亦渐次设立。

    这些学校除了解决汉人的入学、科举问题外，还担负着化导原住民的重任，正所谓“苗彝新附之地，尤当诱之以诗书，使其勉强礼义而不敢为非。”

    清代入泮者确实有不少新近入籍的原住民子弟，雍正十年(1732)，贵州学政晏斯盛提到大定府亲辖地有许多“目、夷”列于学宫，“尤明于顺逆之义”，随从太守赴军前讨贼。。

    平远州有“苗民”九种，“不拘愚智，但年幼者，俱解从师读书，近列癀宫者颇众。”

    威宁被描述为“汉夷合一，文教顿兴”，康熙四十八年(1709)，佟铭迁府学时，“自总镇、副守、厅学、举贡，以及汉民苗夷之有志学者，咸赞励以光其事。”

    到雍正年间威宁府改州，云贵广西总督鄂尔泰以该处“读书向学之士不少”，建议“仍准进学二十名，免其减额。”

    据乾隆《黔西州志》，当时各种族类都有“读书入泮”者，因此该书称:

    (黔西)旧属夷地，种类非一，语言文字概不相通。我朝改土设流，建立学校，文教大兴，习俗丕变，冠婚丧祭渐循于礼。

    道光《大定府志》同样提到罗罗、宋家等族类进学的情况。

    虽然方志编修者们的言语难免夸饰，但改流后王朝教化对地方社会的日益渗透却是无庸置疑的。

    彝文献对此亦有所反映，如麻博阿维家的一支迁到水西阿哲家的地盘后，“取了汉姓，在清康熙年间，读汉书，使用汉文，一度有功名，中了举，做了汉官。”

    随着科举制度在黔西北的推行，在新的制度下具有更多意识形态“正统性”的绅士阶层也开始成长起来。

    许多接受儒学教育并获得功名的士绅，就是在地方上有权有势的土目的后代，但也有一些普通土民在成为绅士的过程中，逐步转变了自己的身份并扩大在地方社会的影响力。

    例如大方县普底乡黄氏家族，自康熙年间起便全面学习汉人的语言、风俗、礼仪，“制造”本家族的汉人身份，不断子孙不断读书进学，翻开《黄氏族谱》(光绪9年抄本)，贡生、增广生员、廪膳生员、附生等比比皆是，举人则有黄显庸、黄思永等。

    在走向士绅化的过程中，黄姓逐渐转变了自己的文化身份，并利用这一身份扩张势力，向地方豪强(如土目)挑战，争夺更多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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