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三十九章 公卿士大夫 (第2/5页)

仲属孝公(公子雍)于宋襄公，以为太子”，这正是因为宋国在此时国势渐强，大有与齐国争霸的势头。

    又如，楚平王废太子建，立秦女所生子珍为太子，也是因为秦国此时已经发展起来，大有进入中原争霸之势。

    “太子无外援将不立”。有母家势力作为后盾，太子可以投奔母家所在之国以避国内争位之乱或敌国入侵之危;也可以借母家的势力争回继承地位，收复国土。

    “国有外援不可赎也，王有嫡嗣不可乱也”，这已成为当时的一种观念。

    围绕着君主继承权，当时各国的君主、太子、诸子、后妃、外戚、权臣、宦官等人物进行过各种谋议，权衡利害，策划过各种权术和阴谋，制造过各种形式的宫廷兵变和政变，篡位弑君，“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

    这也正说明，继承问题的关系是何等重大，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从长远来说，嫡长继承制作为一种比较固定的有一定继位条件和顺序的制度，对于稳定最高统治层的内部关系是有利的。

    但是另一方面，这一套制度，又难以避免当时国与国间、国内各派政治力量和王室内部权力角逐的冲击。

    由此注定了这一重要制度从建立到确立，必然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迭经反复的艰难过程。

    还有就是后宫和宦官制度。

    也正是由于长嫡长继承制的建立，促使后宫的嫡庶妃嫔制度也日趋严格。

    像是春秋时期，列国国君虽不能如天子之制而设立后妃，但像齐襄公那样“唯女是崇，九妃六嫔，陈妾数百”的国君也比比皆是。

    到了春秋后期，各国国君相继称王，均按王的规制设立后宫，后和妃嫔的差别明显起来，嫡庶关系完全确立。

    后宫制度作为君主专制的附属制度，对当时的政治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有时竟造成祸患，形成政治动乱。

    例如，在春秋初期，郑庄公的母亲武姜与小儿子叔段里应外合，想让叔段取庄公之位以代之，事情不果，叔段逃亡，武姜被囚;后庄公掘地见母，产生了有名的“黄泉见母”的典故。

    自此以后，其他各国也或多或少地发生过与后宫有关的动乱，较著名的有齐桓公宠幸卫共姬引起的内乱，晋献公宠幸骊姬而引起的内乱，宋襄夫人易主引起的内乱，秦昭宣王后专政擅权引起的内乱。

    这些后妃与外家诸侯、权臣、宦官相勾结，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政治势力。

    这在当时引起了一些国君和大臣们的警觉。

    例如，范睢曾以“闻秦之有太后、穰侯、泾阳、华阳，不闻其有王”的警语劝说秦王收回应有的权力。

    宦官是设在宫苑之内的，为王、侯及后妃、夫人们生活服务的官员的总称，由阉割的男人、未成年的贵族子弟及家内奴隶充当，分别称为宫正、宫伯、内宰、阍人、寺人、内小臣、内竖、阉官等，这在西周时就已经形成一定的制度。

    随着专制制度的不断完善，宦官作为君主的亲近之人，逐渐参与朝廷的政务，像是《诗-小雅-巷伯》就反映了西周末年宦官的一些情况。

    的确，在春秋战国时期，宦官利用接近列国国君、诸卿、后妃、夫人的特殊身份，奔走趋使于诸侯王、重臣、后妃、夫人之间，或侍枕席，或阿媚取宠，或参与政事，假借君主的名义，外结权臣，内结后妃，弄权作恶，甚至废立君主，诛杀太子，屠戮大臣，在诸侯国中造成很大的祸害。

    其中较为有名的事例如:齐桓公晚年，有个雍巫，又名易牙，善于烹调，得寺人貂引见给桓公做菜，易牙将自己的儿子烹煮给桓公吃，因此得宠，寺人貂即竖刁，以厚献和自宫得以接近桓公得宠。

    这两个人在齐桓公六位妃嫔中，选定长卫姬，撺掇桓公立卫姬之子无诡(一为亏)为太子，桓公病，这二人和卫姬相与作乱，塞宫门，筑高墙，断交通，假桓公旨意，发号施令，杀戮群臣，桓公饥渴而死，却无人理睬。

    此后，桓公另外五个妃嫔之子，又“各树党争立”，齐国从此衰弱。

    再如，晋献公时，骊姬乱政，“尽杀群公子”，宦官奉命率兵追杀重耳(即晋文公)，“重耳逾垣，宦者逐斩其衣祛”，更有甚者，秦庄襄王妃专擅后宫。